影视制作合同李易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明星形象崩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GuDuo骨朵编辑部，36氪经授权公布。

中秋前夕，警方通报和央媒下场让李易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明星形象崩塌在最近的娱乐圈只是孤例，之前的丁泽仁、徐开聘、林彦俊……都由于“睡”对自身的演艺生涯产生重创。

接二连三的塌房事故下，多个相关品牌发布声明终止与那些明星的合作，视频平台也相继下架他们出演的影视作品。但公开切割之后，合作方们还可以按照协议承诺和法律要求向“罪魁祸首”追究责任，弥补损失。

但详细的维权事宜该怎么进行？哪个样的合作商才可以向塌房艺人要求索赔？对于那些话题，星番邀请了上海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孙玲律。

艺人塌房，哪些人可以索赔？

艺人打造出的良好形象是它们被公众喜爱和被资本青睐的重要因素。一旦这些形象崩塌，艺人的商业价值还会大打折扣，甚至全部清零。而与它们合作的各方也会因而遭到一定的代价。一般状况下，艺人塌房后，品牌商、影视公司、节目制作方或经纪公司，会根据与该艺人的合约进行索赔。

孙律师告诉骨朵，合作方们索赔的主要根据是协议中的“道德条款”，这一条款的核心内容为“在合约有效期内或合约届满后一段时间（前者多见于小说、电视剧相关艺人合约中）内，如果艺人因为犯罪、吸毒等不当行为或不当言论，导致公众对其评价严重下降或存在严重减少的或许性，则协议相对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同时有权规定艺人承担赔偿责任。”

“道德条款”的常见样式

现在，这种“道德条款”已经被业界普遍认同，艺人通常也就会接受。不过，即使两人未在这方面做协商影视制作合同，某些状况下，合作方们也可以按照《民法典》中法定解除协议等有关条例向艺人索赔。孙律师在这里举了一个实例，比如艺人因为争吵打架、嫖娼等理由被关进看守所，不能参与表演或演出，就可以视为能够履行双方的协议承诺。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七十七条

艺人塌房是合作方们索赔的前提，而合作方们认定塌房的标准与艺人行为导致的社会后果高度相关。有之后仍然没有权利机关定性，不属于非法犯罪，但即使不道德行为明显造成公众的抵触，合作方们一直可以将明星判断为塌房，比如家暴、劈腿等。

男女关系是明星塌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类与个人情感处理相关的内容通常不会被提到合同中，即便写到合同中，也很难成为一个生效条款适用。不过，即便没有触发“道德条款”。艺人也因而承担了其很难接受的严重后果，比如被弃用、雪藏、退圈等。

比如未完成项目，被下架的已停播作品也能申请索赔。以李易峰事件为例，他实锤塌房后待播的影视作品仅有一部影片。但现在事件的后果不仅待播作品播出难外，被下架的作品即使无法证明因他的塌房风波产生了实际的直接经济代价，根据此前签署的合约还有机会索赔成功。孙律师解释，因为明星在合同中通常有后协议义务，它会规定艺人在必定期间内或必须经常遵纪守法并维护好自己的形象。

合作方们向塌房艺人索赔时有受法律保护的协议成为证据，但真正给演员花钱的粉丝们却基本没有向明星索赔的或许。孙律师表示，除非是粉丝直接向明星转账，并表明转账功能，又有证据证明艺人把这笔钱花在了不被粉丝允许的行为上，那么，粉丝可能可以以欺诈为由向艺人索赔。显然，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所以粉丝们的感情和金钱付出最后也只好打水漂。

索赔方们怎么维权？

索赔时，合作方们选用的方式主要是协商，这是基于多种原因的衡量。只要不是方法性的出错，一些明星塌房以后一直存在回归的或许。大多数合作方跟明星之间维持的关系是相对良好的，他们也不愿直接给明星盖棺定罪。此外，协商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法，还能做到严格保密。

协商不成，合同承诺或两人事后认可的状况下可以提请诉讼解决，这只是业内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仲裁机构是半民间的组织，仲裁员都是了解某个领域的专业专家。仲裁机构和边裁仲裁员的选择必须两人一同认可，过程和结果保密，不必对外发布。

在协议未承诺仲裁的状况下，如果协商不成，合作方会采取仲裁的方法赔偿。法院还有专门审理这类协议的法院和警察，但时间和金钱利润相对较高，过程和结果通常也必须公开。

此外，目前可以公开查询到的诉讼仅有唐德影视诉高云翔及上海艺璇文化经济有限公司这一起。2018年，高云翔赴泰国拍戏被身陷性侵案造成人设崩塌，遭到其主演的电视剧《阿那亚恋情》投资方唐德影视起诉。该案仅一审就用了两年时间，今年1月12日，法院判决高云翔需赔付唐德影视损失近5000万元。

据孙律师介绍，这种争议只要协议有确立规定，且艺人确实触发了“道德条款”，那么仲裁员和律师都会支持维权方。一般来说，索赔方会根据协议承诺要求艺人返还之前支付的成本和补偿违约金，违约金不从而填补损失还可以主张赔偿实际代价。但是，索赔方也不是想要多少能够获得多少，具体得看合同承诺和实际代价。

艺人方在应对索赔要求时也不一定全然接受，孙律师列出了这些明星可以进行抗辩的视角。比如，单方约定艺人不能恋爱违反平等原则，限制个体自由；虐待等是民事罚款而不是刑事处罚，不构成累犯；劈腿等仅在道德层面上犯错没有社会弊端性；并且存在不可抗力和违约金降低等。当然，艺人单方抗辩是否成立，每个个案都是不同的，要按照实际状况认定。

当拿回仲裁的裁决书或法官相关文书后，艺人方必须按期支付各种账户。如果其无法按期支付或拒绝支付，索赔方可以向法庭执行庭递交执行。负责执行的工作队员无法查询到明星名下的财产，然后强行执行。要是明星真的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实践中，执行庭会在6个月内作出本次执行终结的判决。索赔方想要获得赔款就需时刻关注艺人动向，有确定的线索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但执行的难度在实践中仍旧很大，最恶劣的状况是艺人将名下财产转移，即使被判刑和录入征信黑名单也不愿赔钱。那么，索赔方是无可奈何的。不过，就现今来看，娱乐圈暂未有塌房艺人登上征信黑名单，所以，艺人们塌房前的高总额应当是可以满足赔偿规定的。

另外，广告商、影视公司等与演员的合约基本都会涉及艺人所属的经纪公司。艺人塌房后，如果是经纪公司与广告商、影视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那么经纪公司按照协议承诺往往也要担负连带责任。至于经纪公司兜底后如何向艺人追偿，就是它们俩人内部的约定了。

小结：塌房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

越是知名的明星塌房，需要承担的赔偿通常越多，这与其在出事前代言费、片酬等更高或者合作项目规模更大有关。但不管怎样赔偿，合作方真正的代价都不可能受到完全的弥补。

索赔方维权时没法追索自己实际形成的代价，而不能要求艺人支付预期的利益。孙律师说，索赔方由于一个好的广告以及好的影视作品带给的或许性利润都不可能由于诉讼维权获得。并且，一定有公司以及团队因为这些明星的塌房而自此改变上升轨迹。

事后赔偿不能完全弥补损失之下，各方都会越来越注重对艺人的考察和约束。接触过这些类似诉讼后，孙律师对此也是一些看法。她表示，其实各方对明星的选取完全可以根据商事行为对项目投融资收购的认知去考量，做好尽职调查、合同约束和风险防范三方面的工作。而且，影视以及经纪公司也必定有自己业内的白名单和黑名单，每个企业也都或多或少有选用明星的倾向和要求。

另外，孙律师还向我们科普了保险方面的措施。比如美国有一种“死亡伤残名誉损失险”，可以投保艺人的人设崩塌，2019年，国内有两家保险公司参照国外案例，共同研发了一款“人设崩塌险”。但是该款保险业绩低迷，其中一个因素是保险公司成为圈外人，在承保阶段，缺少有效的风险筛查方式对投保明星进行背景调查影视制作合同，特别是生活习性等不为人知的隐私，无法判定风险等级，从而能够进行定价。如果类似保险无法找到有效的第三方检测标准，这种保险也不失为避免艺人塌房风险的应对措施之一。无论怎样，塌房对演员和影视公司来说依然是一个双输的结局，而向明星索赔也是合作方们最不愿面对的状况。寒冬已笼罩业内多时，如果艺人们一再犯错影响各种项目的正常实施，很多公司恐怕前景难料。

然而，希望各公司在选取艺人时保持冷静、擦亮眼睛，也期望艺人们在自己的星途上“且行且珍惜”。